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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”与“我们”的分离
第一财经日报： 你在《中国有多特殊》的《自由主义及其不满》中写道，1980年潘晓掀起人生意义与目标的探讨，同时也说，人生意义在1990年代后就开始慢慢成为私人的事情。改革开放以后，中国社会其实经历了一个“个体化”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人生目标与志向的确立似乎越来越强调“个性化”？
刘擎：新中国诞生以来的官方意识形态，是一个全面的学说——不光解释对社会、历史、政治和经济，也解决道德和人生。这个在西方哲学家那里叫做“整全性的观点”，它既是历史观、政治观和社会观，又是人生观和道德观。这套意识形态在“文革”结束之后遇到了问题，人们开始反思过去的历史经验，也开始质疑意识形态本身。当时，潘晓提出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，引起了热烈的回应。这是我们那代人大概都知道的事情。
我想，这场讨论背后都仍然有个预设：人生的意义问题是大家一起来讨论，然后来解决的，好像社会可以给出一个总体性的答案。
但是人生意义问题非常复杂，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以后，每个人的生存体验，对生活的愿景都变得越来越多样化，你的生活理想和我的不一样，谁都拿不出一个标准答案，因此这个问题就从公共讨论中渐渐消失了。而我们所说的公共问题——制度、个人权力、社会公正等问题，成为讨论的焦点。这是一个变化，表明出现了公共领域和个人领域的分化。但这种分化，在我看来也是有一些问题的。人生的意义和理想可能并不完全是一个私人的问题。
日报：其实，“个人领域”和“公共领域”是无法截然分开的？
刘擎：我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或不应当区别，我是说这样简单地分开一定是有问题的。我们本来是有一整套理论，它既回答政治问题，也回答人生道德所有的问题。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，社会出现了多样化的格局，人们就把公共政治问题和人生理性问题分开，这有一定的道理。在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中，就是把“正当”问题和“善”的问题分开，这是应对价值和理想多样化事实的一个方式。就是说，我们大家有各自不同的人生信念，但我们在共同生活的基本原则方面达成共识。正当和善是有区别的，但是在一个人的生命世界里，你自己的生活理想，总是跟如何与别人相处这个问题纠缠在一起，不可能完全分离。所以我们要考虑在什么意义上这两者可以分离，什么意义上又会发生联系。
日报：但私人领域的扩大会对公共领域的程序、规则有一定的冲破。怎么样维持个人领域的权利主张和社会道德规范的界限？
刘擎：公私之分有相当积极正面的意义。首先，显然是让个人获得了许多自由，给了每个人更大的自主空间。这里自由的意思是，在一定的领域内，别人不能强迫我，不要把你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另一个人。国家也不能把它的意志完全强加给个人的私人生活，不能强迫你必须相信某种宗教、听某些歌，穿某种衣服，阅读某些书籍，等等。每个人因此有了自己更大的自由空间，这是个巨大的成就。第二，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划界还有个容易被人忽视的方面，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在进入公共讨论的时候，或者参与公共事务的时候，不要太多地把个人的信仰、喜好、偏见和风格带入公共领域。
但私人领域扩张带来的问题是什么？托克维尔在《论美国的民主》中大致有这样一种主张：一个人如果只关心私人利益或者“消极自由”，而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，就有了危险。因为公共领域就会出现公民的缺席，变得空白。那么各种各样专断的力量就会乘虚而入，反过来会侵蚀自由，会导致丧失自由。也就是说，哪怕只是为了维护个人自由，人们也不能仅仅关注个人的自由。
讲道理的文明
日报：刚刚提到在公共领域讨论问题的规则，除了学界的学者在专门的刊物、会议进行讨论之外，微博也成为很多律师、学者讨论的地方，你对这样一个场域怎么看？
刘擎：现在，有人强调它的混乱和非理性的一面，这当然是个问题。互联网的时代有一个话语民主化的趋势，有时会变得非常经典。两个因素造成了这种极端民主化。一是“发表零门槛”，还有一点是“匿名人格”问题。这两重因素可能带来讨论品质的下降，这是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。但我更愿意强调微博以及“自媒体”的积极意义。我认为，在现在的条件下，微博的讨论非常重要，它可以让我们看见一些本来完全没办法看到的东西，让我们听到本来可能完全被淹没的声音。
我更看重互联网的开放性。话语的极端民主化的确有问题，但我们不应当因此就去压制和封闭公共讨论，而是要把它变得强健、活泼和理性，也就是说提高公共讨论的品质。建立好的商谈体制需要制定规则。这个规则不一定都是外部强加给大家，相反，许多讨论规范是在彼此互动中慢慢学习养成的。真正有影响的博主，他们的观点可能不一样，但至少在一定层面上是要讲道理的。说理有多种方式，可以有激情、尖锐，也可以温和，彬彬有礼。但是讲道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规范标准。大家慢慢地正在从吵架的过程中学习理性的对话。所以，我的看法是，第一现状不是那么糟，第二仍然有改进的趋势和措施。
日报：如果要将其变成公共领域的更有建设性的声音，有什么原则需要遵守？
刘擎：现在许多人说社会道德滑坡，甚至道德沦丧。其实也不尽然，真的道德沦丧，我们就不会有道德危机感和不满。这说明我们心里还是有道德标准的。当道德沦丧的事情发生，我们会义愤。这种恰恰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，表明我们的社会道德状况与这个标准相差很远。
在微博上也一样，大家彼此尊重对方，求同存异，这个标准是存在的，只是我们没有达到这个标准。那怎样办呢？需要规则，也需要强制性的管理。微博生态的改进是可能的，但如果你凭依的轨迹是专断的，不太讲道理的，那么也无法提升一种讲道理的文明。微博文化的问题是整个公共领域的建设问题，这实际上要求公民文化的发展。
